诗歌，是人类情感凝练的结晶，是语言艺术巅峰的体现，它如同一条纵贯历史的长河，自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发源处奔涌而来，淌过汉魏风骨、唐宋气象，直至今日仍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世界，要真正领略诗歌之美，不能仅停留在字面的诵读，更需沿着“诗歌竖着”的脉络——即其纵向的深度与传承——去探寻它的根源、创作与技法。
溯源：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
一首经典诗篇的诞生，绝非偶然，它的出处与作者生平,是理解其内涵的第一把钥匙。
读到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我们自然会想到杜甫，若不了解他身处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、忧国忧民的生命历程，便难以体会这诗句中超越个人痛苦的博大胸怀，他的诗，因此被尊为“诗史”，其价值正在于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剧变紧密交织,竖起了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座高峰。
又如南宋词人辛弃疾，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这些慷慨之词，若脱离他作为抗金将领志在恢复中原却屡遭排挤的创作背景，便只剩豪放外壳，正是知其生平，我们才能感受到文字深处那无法消磨的壮志与无路请缨的悲愤，理解为何他的词作会被誉为“英雄之词”。
诗歌的出处，同样重要，先秦的《诗经》，奠定了中国诗歌“赋比兴”的表现手法和关注现实的传统；以屈原《离骚》为代表的《楚辞》，则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与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，这两大源头，一实一虚，一朴一华，如同两条主脉,为后世诗歌的万千气象提供了最根本的营养。
创作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
诗歌的创作，核心在于“情真”，古人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一切技法皆为情感服务。
创作背景往往是情感的催化剂，有个人际遇的触发，如李商隐在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的孤寂中对妻子的深切思念；有时代风云的激荡，如文天祥在兵败被俘后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绝唱，社会环境、自然景致、人生变故,皆可成为诗人心中波澜的外在引信。
在情感表达上，中国古典诗歌讲求含蓄蕴藉，追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境界,这便离不开精妙的使用手法。
手法：赋予文字以翅膀与灵魂
诗歌的艺术魅力,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独特的表现手法。
意象与意境是诗歌的灵魂，诗人 seldom 直白抒情，而是借助精心选择的意象来营造意境，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，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，连续叠加的意象，无需任何说明，一幅苍凉萧瑟的游子秋行图便跃然纸上，孤寂愁思尽在其中，意象是砖石，意境便是由此构建起的、可供读者神游的完整艺术空间。
格律与音韵是古典诗歌的形体之美，近体诗（格律诗）在字数、句数、平仄、对仗、押韵上都有严谨规则，这些规则并非束缚，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抑扬顿挫、回环往复的音乐美感，试读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平仄的交替与对仗的工稳，使得诗句读来铿锵有力，与所描绘的壮阔景象浑然一体，词则更讲究依声填词,词牌本身已规定了基本的音乐节奏。
象征与用典是诗歌深化内涵的常见手段，屈原以“香草美人”象征高洁品格与政治理想，成为后世典范，典故的运用，则能在有限字数内，唤起丰富的历史文化联想，辛弃疾词中常出现的孙权、刘裕、廉颇等历史人物，都是他借以抒写抗金抱负与个人处境的重要载体,使词意厚重而曲折。
赋比兴作为《诗经》开创的根基之法，贯穿始终。“赋”是直陈其事，铺叙描写；“比”是比喻，以此物比彼物；“兴”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，这三种手法灵活运用,构成了诗歌形象思维的基本方式。
致用：在当代生活中唤醒诗心
学习诗歌知识，最终是为了激活我们自身的诗心,让古典智慧照进现代生活。
使用方法，在于“体悟”与“践行”，体悟，是静心感受诗歌的节奏、画面与情感，尝试与千百年前的作者产生共鸣，可以结合书法，亲手竖行书写一首诗，在笔墨流转间感受其气韵；可以于合适的场景吟诵，在山水之间体会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，在离别时刻懂得“海内存知己”的旷达。
践行，则是将诗歌的凝练、形象与深情融入我们的表达与创作，即便不写旧体诗词，在文章、演讲乃至日常交流中，借鉴诗歌的意象思维，能让语言更具感染力；汲取诗中的人生智慧，能让我们在面对顺境逆境时多一份从容与力量，诗歌教会我们的，是一种观照世界、提炼生活、安顿心灵的方式。
诗歌从未远离，它竖立在历史深处，也竖立在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心田，它记录着先人的悲欢离合，也等待着我们用当下的生命体验去与之对话，赋予其新的生机，读懂一首诗，便是在时间长河中与一个伟大的灵魂相遇；用活一种手法，便是让古老的艺术在今日重新绽放光华，这份由竖行文字承载的厚重与优美,值得我们一直追寻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