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炼的诗歌创作，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那个时期，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浪潮前夕，文学艺术领域暗流涌动，作为“朦胧诗”派的重要代表之一，杨炼与同时代的诗人，共同将诗歌从单一的政治宣传工具中解放出来，转向对个体生命、历史文化与人类命运的深邃探寻，他的早期作品，已显露出对宏大主题和复杂意象的偏好,这为他日后独特的诗歌美学奠定了基础。

八十年代是杨炼创作力勃发的时期，他积极参与到当时蓬勃的诗歌运动中，但其写作路径很快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，当许多同代人聚焦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反思时，杨炼的笔触却毅然投向更遥远的时空——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，他深入《易经》、上古神话、青铜器铭文、古典哲学之中，试图从文化的源头汲取养分，重新构建一个属于诗歌的、自足的精神世界，这一时期的代表作，如大型组诗《礼魂》、《西藏》、《逝者》，不仅规模宏大，更在语言和结构上进行了极具冒险精神的实验，他通过密集的意象、复杂的象征和回环往复的句式，营造出一种考古现场般的文本层次，邀请读者进行一场精神的“掘墓”与“考古”，这种创作方式，并非简单的文化复古，而是以现代人的焦虑与追问，去撞击古老文化的内核,以期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。

自八十年代末旅居海外后，杨炼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更为开阔和深邃的阶段，离散的生存状态，使他获得了一种双重乃至多重的观察视角，他的诗歌主题，在延续对文化根脉追寻的同时，更深刻地融入了对全球流亡、历史暴力、语言困境等普世性议题的思考，他的“漂泊”成了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一个隐喻，这一时期，他创作了《大海停止之处》、《同心圆》、《叙事诗》等重磅作品，这些诗歌的结构往往更为精巧，如同精心设计的建筑或音乐篇章，思想则像刀锋一样，切入历史与存在的肌理，杨炼曾提出“中文性”的诗学概念，强调在全球语境下，诗人应深度开掘母语的特质与潜能，将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创作能量，他的实践，正是对这一理念的顽强证明：在最漂泊无根的状态中,反而将语言的根扎得最深。

要进入杨炼的诗歌世界，需要调整惯常的阅读期待，他的诗不是情感的即时抒发，也不是景物的简单描绘，而是一座座需要用智性与耐心去探索的思想迷宫，阅读时,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：

建立“意象考古”的意识，杨炼诗歌中的意象，如“石斧”、“陶罐”、“墓穴”、“碑文”，很少是单纯的景物，它们通常是承载着千年文化记忆与心理原型的“符号”，遇到这类意象，不妨暂停，思索其在传统文化中的渊源,以及诗人可能赋予它的多层象征意义。

关注诗歌的结构力量，杨炼擅长构建循环、对称、递进或嵌套的文本结构，大海停止之处》中海浪般推进又回退的节奏，《同心圆》中从个人到历史再到宇宙的层层扩展，这些结构本身，就是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们模仿着思维的律动和世界的秩序。

理解其语言的“锻造”过程，杨炼的诗句常常打破常规语法，通过凝练、压缩、倒装和悖论，迫使语言达到最大的张力与密度，这种“陌生化”的处理，不是为了晦涩，而是为了清除语言的陈腐，让每一个词在摩擦与碰撞中，焕发新的光芒，阅读时，不妨放慢速度，甚至出声诵读,感受其语言的节奏与重量。

在创作手法上，杨炼展现了大师般的综合能力，他深度融合了东方古典美学的意境说、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与超现实手法，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与叙事的解构意识，他的诗歌是抒情的，但抒情背后是冷峻的哲思；是叙事的，但叙事常常是碎片化的、非线性的；是意象的，但意象系统严密如哲学概念，这种高度的综合性，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了百科全书式的气象，每一首都像一颗多棱面的钻石,从不同角度照射出复杂的光谱。

杨炼的诗歌，是一条在时间中逆流而上的舟，它驶向文化的源头，不是为了怀旧，而是为了获取重新出发的动力；它又同时驶向人类精神的未知海域，带着所有历史的重量与伤痕，他的写作，以其惊人的思想强度、语言密度和结构创造力，提升了现代中文诗歌的精神海拔和艺术难度，阅读杨炼，或许不是一次轻松的旅程，但必定是一次对感知力、思考力和语言能力的严峻而丰厚的挑战，在众声喧哗的时代，他的诗歌像一座沉静而炽热的熔炉，淬炼着语言，也淬炼着敢于进入其中的灵魂，他证明了，诗歌可以是一种最艰苦也最辉煌的精神劳作，在词与词的缝隙间，开拓出属于当代人的、崭新的生存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