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，其诗歌风格以平易近人、通俗晓畅著称，被后世誉为“诗魔”与“诗王”，他的作品跨越盛唐至中唐的文学转型期，既延续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又开创了通俗化表达的新路径,成为唐代诗歌大众化的典范。

诗歌创作的时代土壤

白居易（772－846）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，社会矛盾尖锐，民生凋敝，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进士及第后，他历任左拾遗、江州司马等职，亲历官场沉浮与民间疾苦，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促使其形成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创作理念，在《与元九书》中，他明确提出“补察时政”“泄导人情”的文学主张,将诗歌视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媒介。

语言艺术的三大特征

1. 通俗性表达
   《卖炭翁》中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等句，采用市井口语入诗，连老妪都能解其意，这种“老妪能解”的创作标准，打破六朝以来骈俪文风的束缚，据统计，《白氏长庆集》中80%的词汇属于唐代常用口语范畴。

2. 叙事性结构
   《琵琶行》以612字的篇幅构建完整叙事框架，通过“忽闻水上琵琶声”“大弦嘈嘈如急雨”等场景转换，开创唐代叙事诗新范式，这种以事件发展为线索的线性叙事，直接影响后世《长恨歌》等作品的创作。

3. 对比手法运用
   《轻肥》中“食饱心自若，酒酣气益振”与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的强烈对比，形成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，这种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式的对照写法,继承并发展了杜甫的现实批判精神。

题材类型的创新突破

1. 讽喻诗的社会镜像
   《秦中吟十首》直接揭露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”的社会不公，《杜陵叟》痛斥“虐人害物即豺狼”的官吏暴行,这类作品构成唐代最系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作。

2. 闲适诗的生活美学
   晚年创作的《池上篇》《钱塘湖春行》，以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展现文人雅趣，开创宋代田园诗先河，洛阳履道里宅园中的诗歌沙龙,更形成中唐文人交游的典型范式。

3. 感伤诗的情感张力
   《长恨歌》将历史事件升华为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永恒悲剧，《琵琶行》借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抒写士人共通的生命体验，这类作品的情感表达深度,远超同期其他诗人。

创作方法的实践智慧

1. 改稿的严谨态度
   宋代笔记《冷斋夜话》记载，白居易每作诗必令老妪解之，不解则反复修改，现存诗稿中的大量异文，印证其“旧句时时改”的创作习惯。

2. 声律的灵活处理
   《暮江吟》中“一道残阳铺水中”打破近体诗平仄常规，《花非花》采用三三七句式，体现格律服从内容的创新精神,这种变革直接影响晚唐温庭筠词体的形成。

3. 意象的日常转化
   将“家僮解笙箫”“马肥快行走”等生活场景诗化，建立世俗生活与诗歌艺术的连接通道，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指出,这种日常化意象选择是白诗海外传播的重要因素。

文学史的双重坐标

在纵向维度上，白居易继承《诗经》风雅传统和杜甫“即事名篇”手法；在横向比较中，其讽喻诗与元稹并称“元白体”，闲适诗则与刘禹锡形成“刘白”唱和群体，苏轼“元轻白俗”的评语,恰揭示其诗歌大众化的核心价值。

当代读者品读《观刈麦》中“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的农人写照，仍能感受到跨越千年的现实关怀，这种以浅语写深情的艺术魅力,正是白居易诗歌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