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国与五代、北宋并立二百余年，其诗歌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，这些作品既保留着草原民族的豪迈气韵，又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典雅格调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景观。
北疆南韵的创作源流
契丹诗歌的存世作品主要见于《全辽文》《辽诗话》及近年出土的墓志碑刻，从作者构成来看，呈现出鲜明的双轨特征：既有皇帝贵胄的御制诗，也有僧侣文臣的唱和之作，辽圣宗耶律隆绪曾以“乐天诗集是吾师”自况，其《传国玺诗》中“一时制美宝，千载助兴王”的句子，既见唐诗句法，又存契丹气度，而寺僧郎思孝与朝臣的诗文往来，更展现了南北文化交融的深度。
这种文化交融与辽代特有的“南北面官制”密切相关，在契丹部族制度基础上，辽朝吸纳中原典章文明，形成“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”的治理格局，体现在诗歌创作上，既有萧总管《醉义歌》这样“遥望蓬莱碧海际”的汉化表达，也保留着“冬日烧炕暖，炎天烧地凉”的北地生活实录。
四时捺钵中的诗性时空
理解契丹诗歌需把握其特殊的时空背景。“四时捺钵”作为契丹皇室的游牧传统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独特的时空场域，春水捕鹅、秋山射鹿的移动生活，使契丹诗歌始终跃动着自然生命的节奏，道宗皇帝《赐南京太学生》中“行营到处是吾家”的慨叹，正是这种流动文化的诗意写照。
这种时空体验催生了独特的意象系统,契丹诗歌中常见对鸿鹄、骏马、草原、穹庐的咏叹，与中原诗歌的梅兰竹菊形成鲜明对比，萧观音《伏虎林应制》诗：“威风万里压南邦，东去能翻鸭绿江”以北方猛兽喻兵威，在传统边塞诗基础上更添草原雄风。
双语互文的表现体系
现存的契丹诗歌虽多用汉文创作,但存在明显的双语特征，耶律倍《海上诗》“小山压大山”的比喻，既暗合《诗经》比兴传统，又保留着契丹语序特点，近年发现的契丹大字墓志更显示，部分作品可能存在汉语与契丹语的双重文本。
在艺术手法上,契丹诗人善于将北地风光与中原格律巧妙结合，寺公大师《醉义歌》长达120句，既得白居易歌行体之畅达，又融契丹牧歌之奔放，诗中“泰山载斫为深杯，长河酿酒斟酌之”的想象，展现出游牧民族特有的空间观念和豪迈情怀。
文化认同的诗学转换
契丹诗歌的演变轨迹,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化选择过程，从早期墓志中的质朴谣谚，到中后期成熟的律绝创作，展现了对中华文明从接触到内化的完整历程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契丹贵族在保持骑射传统的同时，通过科举取士培养了大批精通汉文的作家群体。
这种文化融合在女性创作中尤为显著,辽道宗皇后萧观音的《回心院》词组，既娴熟运用汉宫词传统，又在“扫深殿，待君宴”的铺陈中暗含契丹帐殿生活的影子，其被诬陷时创作的《绝命词》，更是将汉乐府句式与草原悲歌气质完美融合。
这些诗歌遗存提醒我们,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源流的发展，而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，契丹诗歌中那种既向往“礼乐中原”又坚持“北疆本色”的创作姿态，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了珍贵的文学见证，当我们重读这些带着草原气息的诗句时，依然能感受到那个马蹄与笔墨共舞的时代脉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