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诗歌的源流可追溯至上古时期,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作品，以四言为主，分为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三大类，风”为各地民间歌谣，“雅”为贵族宴享乐曲，“颂”则是宗庙祭祀乐章，这部经典不仅确立了“赋比兴”的创作手法，更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传统，屈原在战国时期创作的《楚辞》，以参差句式与瑰丽想象构建了浪漫主义诗歌体系，《离骚》中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咏叹，成为士人精神追求的永恒写照。

汉代乐府诗继承《诗经》传统，《孔雀东南飞》与《陌上桑》等叙事长诗，通过生动对话展现社会百态，魏晋时期，曹植《白马篇》彰显建安风骨，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开创田园诗派，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则奠定山水诗根基，这一时期五言诗走向成熟，七言诗开始萌芽，沈约等人提出的“四声八病”理论更为格律诗发展奠定基础。

唐代将中国诗歌推向巅峰,近体诗的格律规范在此时期完善定型，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展现初唐气象，李白《蜀道难》以雄奇想象延续浪漫主义传统，杜甫《春望》则用沉郁笔触记录时代创伤，中唐时期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，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其《卖炭翁》直指社会矛盾，李商隐《锦瑟》以朦胧意象开创新的艺术境界，这些创作实践共同构成唐诗的多元面貌。

宋代文人以文为诗,形成理趣化特征，苏轼《题西林壁》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将哲理融入山水，黄庭坚领衔的江西诗派主张“点铁成金”，强调化用前人诗句，陆游《书愤》系列作品把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，李清照《声声慢》则用日常语汇构建深婉意境，词体在宋代达到全盛，柳永发展长调慢词，苏轼开拓豪放词风，周邦彦精研格律法度，辛弃疾将军事阅历注入词作，这种文体演变体现着艺术形式的持续创新。

元代散曲以口语化、诙谐化的特色拓展了韵文边界，关汉卿《窦娥冤》中的唱段既保持诗歌韵律又贴近市井语言，明代前后七子主张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高启《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》可见追摹唐音的尝试，清代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组诗以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的呐喊打破僵化格局，黄遵宪《人境庐诗草》则开始引入西方意象。

古典诗歌创作讲究意境营造与技法锤炼,杜甫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运用色彩对照，王维“空山新雨后”构建视听通感，这些手法增强作品的审美维度，诗词鉴赏需把握意象系统，如明月象征思乡，落花暗示时光流逝，梅兰竹菊喻示君子品格，掌握平仄规律与典故渊源，能更深入理解文本内涵。

现当代诗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,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融合中西诗学，北岛《回答》以陌生化语言开启新的表达可能，古典诗词的生命力持续滋养着当代创作，其凝练语言与深邃意境仍是现代作家的重要资源，透过三千年的诗学长廊，我们看到汉语如何在不同时代被锻造成艺术精品，这种语言艺术的发展历程，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精神的生动呈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