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是一些李鸿章广为流传的名言名句,并附上背景解读，以便您更好地理解其深意。
关于国家衰败与时代悲剧
这类话语最能体现李鸿章作为“裱糊匠”的无奈与悲凉，也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和感慨的名言。
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，练兵也，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，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？不过勉强涂饰，虚有其表，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，如一间破屋，由裱糊匠东补西贴，居然成是净室，虽明知为纸片糊裱，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，即有小小风雨，打成几个窟窿，随时补葺，亦可支吾应付，乃必欲爽手扯破，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，何种改造方式，自然真相破露，不可收拾，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？”
- 背景：这是他在甲午战争惨败后，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总结，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汇报情况时说出了这番话。
- 解读：这是李鸿章最著名、最悲怆的自白，他将清王朝比作一间“破屋”，自己则是一个“裱糊匠”，他深知国家制度的腐朽和军事的虚弱（“纸糊的老虎”），但他只能在现有框架下“勉强涂饰”，试图维持表面的稳定，他预见到一旦“破屋”被彻底撕开（即战争失败）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而自己作为“裱糊匠”也无能为力，这句话充满了无力感、宿命感和对整个体制的深刻批判。
“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。”
- 背景：在推动洋务运动、引进西方技术时，他曾面临巨大的保守派压力，这句话体现了他对时代局限性的清醒认识。
- 解读：他认为，中国积弱已久，不可能指望一代人就能彻底扭转乾坤，他这一代人的使命，是为国家“打基础”、“开风气”，引进西方的“船坚炮利”，培养人才，为后代争取时间，这是一种务实但又无奈的“历史分期论”，承认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。
“与各国交涉，每有议约，总不免委曲迁就，若尽废约，则必须兵戎相见，兵即不能强，必致败亡，故明知屈辱，万不得已而暂允之，以保和局。”
- 背景：在处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时，他常被斥为“卖国贼”，这是他为自己“妥协外交”辩护的言论。
- 解读：他清醒地认识到，当时的国力与列强相差悬殊，战争必败，他的策略是“以夷制夷”，通过暂时的妥协和退让（“委曲迁就”）来避免亡国灭种的 immediate 危险，换取和平环境（“保和局”），以便争取时间发展实力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在“弱国无外交”的现实下，唯一可行的选择，尽管这种选择充满了屈辱。
关于改革与自强
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,李鸿章的许多言论都体现了他对国家富强的渴望和对变革的推动。
“中国欲自强，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；欲学习外国利器，则莫如觅制器之器，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。”
- 背景：这是他在《筹议海防折》等奏折中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，是洋务运动的纲领。
- 解读：这句话清晰地阐述了他的“中体西用”思想，他认为，中国要强大，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（“利器”），而学习技术的关键，在于掌握生产这些技术的机器和方法（“觅制器之器”），而不必完全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或聘请所有外国专家，这是一种务实的、技术层面的改革思路。
“处今日万国相通之世，既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，此乃国之大耻也！”
- 背景：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国家处境的焦虑和奋发图强的决心。
- 解读：他认为，在国际舞台上，一个国家要么足够强大，受人尊敬；要么足够弱小，至少能自保，而晚清中国正处于一种“不强不弱”的尴尬境地，既无力保护自己，又无法成为世界强国，这让他感到无比痛心，视之为国家的奇耻大辱。
关于个人处境与命运
李鸿章身处权力漩涡中心,一生功过难评，他的个人感言也充满了复杂性。
“我办外交，无论敌人如何要挟，我总只办得一分，便算一分，决不示人以弱。”
- 背景：在谈判桌上，他常常以“李鸿章式”的坚韧著称。
- 解读：这句话展现了他作为谈判者的策略和风骨，他承认国力不济，在谈判中会做出让步，但这种让步是有底线的（“只办得一分”），他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国家利益，绝不轻易屈服，维护了清政府最后的尊严，他的外交风格被总结为“痞子外交”，即在必要时可以放下身段，据理力争。
“我亦是一个清朝人，岂愿为此事（指签订不平等条约）？然国势如此，无可奈何。”
- 背景：在签订《辛丑条约》后，他心力交瘁，曾对身边人如此说。
- 解读：这是他对自己“卖国贼”骂名的直接回应，他强调自己首先是“清朝人”，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内心最痛苦的事情，但他将责任归于“国势”，即整个国家的衰败，而非个人私心，这句话充满了悲剧色彩，既是辩解，也是哀叹。
李鸿章的名言名句,核心关键词是 “无奈” 与 “务实”。
- 无奈，源于他身处一个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，一个腐朽的帝国无法承载他的救国抱负，他就像一个优秀的医生，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，能做的只是延缓死亡，却无法起死回生。
- 务实，体现在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，不空谈“人心”、“气节”，而是脚踏实地从学习技术、发展军事做起，他深知，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，生存是第一要务。
理解了这两点,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他那些充满悲情色彩的话语，并对他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一个更公允的评价，他既是清王朝的“裱糊匠”，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之一，他的功过是非，至今仍是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