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原的诗歌创作,主要收录于《楚辞》这部南方文学总集，其中以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等篇章最具代表性，这些作品诞生于战国中后期的江汉流域，与黄河流域的《诗经》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。
作为楚国贵族,屈原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楚地特有的文化土壤，楚文化中浓厚的巫觋色彩与神话传说，为他的作品注入了奇幻的想象空间。《九歌》十一篇就是在楚地祭祀乐歌基础上艺术提炼的结晶，湘君》《湘夫人》等篇将自然神祇人格化，通过缠绵悱恻的情感描写，展现出生动的艺术形象，这种将祭祀歌舞升华为抒情诗篇的创作方式，体现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吸收与再造。
在表现手法上,屈原创造性地发展了比兴传统。《离骚》中“香草美人”的象征体系尤为突出，以江离、辟芷喻高洁品格，以萧艾指代奸佞小人，这种象征手法不是简单的比喻，而是构建起完整的意象系统，诗人还常以服饰象征品德：“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”，通过外在装扮传达内在的精神追求。
楚辞体式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,与《诗经》四言为主的句式不同，屈原的作品句式参差灵活，大量使用“兮”字调节节奏，这个语气词的巧妙运用，既保持了民歌的韵味，又增强了抒情效果，在《涉江》中“世溷浊而莫余知兮，吾方高驰而不顾”这样的长句里，“兮”字的停顿作用使情感表达更具层次感。
《天问》的创作更是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勇气，全篇以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连缀而成，从宇宙起源问到历史兴衰，这种追问不仅体现哲思深度，更开创了问难体诗歌的先河，这种打破常规的构思方式，反映出诗人不拘一格的创作思维。
屈原在诗歌结构上的探索同样影响深远。《离骚》全诗三百七十三句，二千四百余字，规模宏大而脉络清晰，开篇自叙身世，中间展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，最后升腾至神话境界，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方式为后世长篇抒情诗提供了范本，诗中现实描写与幻想交织的写法，特别是三次遨游天界的描写，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。
语言运用方面,屈原创造性地融合了楚地方言与雅言传统。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这样的诗句，既保留了地域特色，又经过精心锤炼，双声叠韵词的频繁使用，如“陆离”“委蛇”等，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，丰富的辞藻与精妙的修辞相得益彰，形成瑰丽华美的语言风格。
屈原诗歌的情感表达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,在《惜诵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宣言，标志着中国诗歌自觉抒情传统的确立，诗人将政治失意的悲愤、理想破灭的痛苦、眷恋故土的情怀，都化为感人至深的诗句。《哀郢》中“望长楸而太息兮，涕淫淫其若霰”的悲怆，《怀沙》中“定心广志，余何畏惧兮”的坚定，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。
这些作品对后世的影响跨越时空,汉代文人模仿楚辞创作了众多拟骚体作品，唐代李白“屈平辞赋悬日月”的赞叹，可见其文学地位的崇高，屈原创造的诗歌意象、表现手法和抒情方式，已经成为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从曹植的洛神赋到杜甫的沉郁顿挫，从李贺的诡奇想象到龚自珍的浪漫情怀，都能看到屈原诗歌精神的延续。
屈原的诗歌创作实现了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,地域特色与普遍价值的融合，他开创的楚辞体式，拓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域；建立的象征体系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手法；彰显的独立人格，树立了文人的精神标杆，这些成就使屈原的诗歌穿越两千多年时空，依然闪耀着动人的艺术光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