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言通俗易懂，明白晓畅
这是白居易风格最广为人知的特点,他自己也引以为傲，他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现实、服务大众，而不是文人雅士的案头玩物。
- 用词平实：他摒弃了盛唐以来许多诗人追求的华丽辞藻和艰深典故，而是使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、最直白的词语，他的名句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用最简单的意象表达了顽强的生命力，妇孺皆可理解。
- 句法自然：他的诗歌句法结构清晰，逻辑流畅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易于吟诵和传播，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在士大夫阶层流传，也在民间广受欢迎，甚至远播海外的新罗和日本。
两大创作纲领：现实主义与批判精神
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两大类,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纲领，体现了他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责任感。
《新乐府》与《秦中吟》—— 讽喻诗的巅峰
这类诗歌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,也是他最富战斗性的作品。
- 主题尖锐：专门针对社会弊病和民生疾苦进行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，他敢于直指最高统治者，如《卖炭翁》中的“宫使驱将惜不得，半匹红绡一绫绡，系向牛头充炭直”，深刻讽刺了宫市的掠夺本质。
- 手法直白：他常常在诗的结尾加上一句“卒章显其志”，直接点明诗歌的主旨，毫不隐晦，在《新乐府·杜陵叟》中，他直接发出“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，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”的怒吼。
- 目的明确：他希望通过这些诗能“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”，即帮助解决社会问题，弥补政治的缺失，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。
《长恨歌》与《琵琶行》—— 感伤诗的典范
这类诗歌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,但侧重点转向了个人的情感抒发和命运感慨，艺术成就极高。
- 叙事与抒情完美结合：《长恨歌》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主线，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个人情感融为一体，既有对爱情的歌颂，也有对政治悲剧的反思。
- 塑造经典艺术形象：《琵琶行》通过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这句千古名句，将一个沦落天涯的歌女和被贬的诗人联系起来，表达了对所有不幸者的深刻同情，诗中对琵琶音乐的描绘（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”）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- 情感真挚动人：这类诗歌情感饱满，无论是爱情的悲欢，还是仕途的失意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。
艺术手法：深入浅出，形象生动
为了实现“老妪能解”的目标，白居易在艺术手法上也有其独到之处。
- 比喻贴切：他善于用生活中常见的、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情感或复杂的道理，使其变得生动可感，如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，将抽象的“恨”比作绵延不绝的丝线。
- 细节描写：他非常注重细节的刻画，通过一个动作、一个神态或一个物品，就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处境，如《卖炭翁》中对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描写，立刻让一个辛苦劳作的底层老翁形象跃然纸上。
- 对比强烈：在他的讽喻诗中，常常运用强烈的对比来突出矛盾，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与百姓的啼饥号寒，形成巨大的冲击力，发人深省。
风格演变：从“兼济天下”到“独善其身”
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也随着他人生经历的转变而有所变化。
- 前期（江州司马以前）：充满激情和批判精神，以“兼济天下”为己任，创作了大量锋芒毕露的讽喻诗，风格刚健、锐利。
- 后期（主要在洛阳时期）：在经历了政治打击（被贬江州司马）后，他的心态转向平和，更多追求“独善其身”，此时的诗歌风格也变得闲适、恬淡多写个人生活、山水田园和佛教禅理，艺术上更加精炼，但社会批判性减弱了，这部分作品同样成就很高，如《钱塘湖春行》等。
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可以概括为：
以“通俗晓畅”为语言外壳，以“现实主义”为精神内核，以“讽喻”和“感伤”为两大主题，呈现出一种“深入浅出、明白如话”的独特风貌。
他不仅是伟大的诗人,更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“人民诗人”，他的诗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，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，尤其是宋诗的“议论化”和“散文化”倾向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，他真正做到了让诗歌走出宫廷，走向民间，成为反映时代、慰藉人心的有力工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