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,诗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无数心灵的夜空，它不仅是文字的艺术，更是情感的载体与精神的归宿，当我们谈论“不忘初心”时，诗歌恰恰是承载这一理念最古老也最鲜活的形式，它记录着古人的理想、抱负与坚守，穿越时空，与我们对话。
要真正理解一首诗,探寻其“初心”，首先需从源头开始——它的出处与作者，每一首诗都像是一棵扎根于特定历史土壤的树，它的枝叶（文字）有多繁茂，取决于其根系（创作背景）有多深厚。
当我们诵读南宋诗人陆游的《示儿》，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那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，是诗人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与收复中原的执着信念，了解陆游身处南宋偏安一隅、山河破碎的时代，一生主战却屡遭贬谪的个人经历，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这份“初心”的沉重与悲壮，这首诗的“初心”，便是诗人对国家统一的终极关怀和对后代的殷切嘱托。
同样,东晋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并非简单的田园风景画，它出自《饮酒·其五》，创作于诗人决然辞去官职，归隐田园之后，了解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耿介性格，以及他对官场污浊的厌倦，我们才能读懂这份“悠然”背后，是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坚守，他的“初心”，是回归自然与本真，守护内心的宁静与高洁。
由此可见,诗歌的出处与作者的亲身经历，是解读其精神内核的第一把钥匙，忽略这些，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便容易流于表面，无法触及那最本真、最初始的创作冲动。
理解了诗歌的“身世”，我们还需掌握其“使用方法”——即鉴赏与解读的门径，这并非机械地拆解，而是带着共情与思考，去贴近诗人的心灵。
其一，知人论世。 这是传统诗学的重要方法，将诗歌放回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作者的生命轨迹中去理解，读杜甫，需知晓安史之乱带给整个社会的深重灾难与他个人颠沛流离的苦痛，方能体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沉痛，以及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博大初心。
其二，捕捉意象，体会意境。 诗歌很少直白说理，它通过意象的营造来传递情感与思想。“月”常与思乡相关，“柳”常喻指离别，“松柏”象征坚贞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创造了一系列“香草美人”的意象，如江离、辟芷、秋兰，用以象征自身高洁的品行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，这些意象共同构筑了诗歌的意境，让读者在具体的画面感中，领悟那抽象的“初心”。
其三，反复吟咏，感受声韵之美。 古典诗歌讲究平仄、对仗与押韵，这些声律并非束缚，而是为了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与感染力，朗朗诵读李白的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，那磅礴的气势与跌宕的节奏，本身就在传递着诗人豪放不羁的个性与对时光流逝的慨叹，声音是直抵心灵的桥梁，能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诗歌的情感基调。
掌握了基本的解读方法,我们便能更进一步，深入探究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，这些手法是诗人用以雕琢情感、凸显“初心”的精湛技艺。
赋、比、兴是《诗经》以来就确立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。“赋”是直陈其事，如《诗经·七月》按时间顺序铺叙农事活动，质朴而真实地反映了先民的劳作生活。“比”是比喻，使表达更生动形象，如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将抽象的愁绪化为具象的滔滔江水，其亡国之痛的深重便扑面而来。“兴”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，如《关雎》以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起兴，引出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咏叹，自然含蓄，意境悠远。
象征与用典也是诗人常用的手法，李商隐的诗作尤其擅长运用象征，如《锦瑟》中，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等句，通过一系列瑰丽而迷离的意象，象征了人生际遇的变幻莫测与内心情感的复杂幽微，用典则是借助历史故事或前人语句来表达今意，辛弃疾的词堪称典范，他在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接连化用孙权、刘裕、廉颇等历史人物的典故，将自己渴望恢复中原、老当益壮的壮志，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，表达得深沉而厚重。
诗歌,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冰冷文字，它是先贤们心跳与呼吸的化石，是他们“不忘初心”的铮铮誓言，我们今天重读古典诗词，正是为了在与这些伟大灵魂的对话中，汲取精神的力量，擦拭我们自己的“初心”，无论是面对困境时的坚韧，还是对待理想时的执着，抑或是守护内心时的纯粹，古人的诗句都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与温暖的慰藉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让心灵时常沐浴于诗歌的清泉之中，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听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，从而行稳致远。
